烟台日报电子报刊

　　1914年，齐鲁大药房在烟台街倒闭，兴办者和坐堂先生是清末进士、官至四川劝业道，后因救民众而被朝廷除名的于宗潼。

　　于宗潼生于1860年，字梓生，号西园，福山县义井社（今福山区高疃镇）湘河村人。于宗潼身世官吏世家，祖父于公槐系清嘉庆癸酉拔贡，历任四川通江县、射洪县知县，江西临江府知府等职；父亲于为仪，恩贡生，候选州判，为福山乡贤。于宗潼天资聪颖，少年时在县、府、院试中均独占鳌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参与乡试，中顺天府乙酉科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乙丑科会试、殿试考取三甲第三十七名进士，授工部主事，后历任会典馆校正官，都水司员外郎，屯田司郎中，夔州府、成都府知府，四川省劝业道等职。于宗潼为官22年，清正廉洁，政绩卓著，深得民众敬爱；被除名回来故乡后，持之以恒为家园公民做好事、善事，像春蚕相同直到终究把丝吐尽。

　　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907-1911年），京察一等的于宗潼外放夔州知府、成都知府和四川省劝业道（全省担任工商业的最高长官，正四品）等职。他尽心极力，政绩斐然，深得民心，最为人称道并载入史册的是他保国为民的超卓体现。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于宗潼任四川夔州知府。其时夔州境内洋人横行，滋扰乡民、欺负大众的事情时有产生。于宗潼按清廷洋务规则，对手续齐备、遵纪遵法的洋人予以维护，对无护照、不遵法的洋人，责令隶县悉数遣送出境。一年间，他先后遣送英、法、德、日等国30多名不法洋人出境，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庄严和民众的利益。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的一天，奉节县三角坝天主教堂丁神甫从巫山古刹槽堂的路上，突遇暴雨和山洪暴发，被洪水卷进溶洞淹死。丁神甫不归，引起教堂推测，并向四川总督诬告“丁神甫被害”。山洪退去，农人在溶洞口处发现神甫的尸身，证明丁神甫系淹死。但三角坝教堂司铎凭借教会权势，矢口不移丁神甫是被谋杀的，并托故扣押当地农人百余人，扬言要派兵“血洗三角坝”“为丁神甫报仇”。此事激起当地民众的极大气愤，他们连夜安排上千农人，手持戈矛、大刀、土枪等兵器，从五湖四海聚集到禹王庙。两边坚持，苦战剑拔弩张。州官不能决，总督令成都知府于宗潼查处。于宗潼连夜带领兵丁和法医赶赴现场验尸，证明丁神甫确系淹死。教堂司铎在现实面前哑口无言，只得将扣押的大众开释。一场件被停息，大众拍手称快，赞于宗潼“包青天再世”！

　　于宗潼为了民众，不吝丢官乃至丢命。宣统三年（1911年）5月12日，清政府借实施铁路收归国有为名，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铁路修路权为典当，向英、美、德、法4国银行假贷。这一行为激起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民众的联合。6月17日，四川宣告成立“保路同志会”，联合举办示威活动。8月24日，成都各界联合罢市、罢课以示反对。此刻，担任四川省劝业道的于宗潼亲临市民中讲演，支撑民众的反对活动。四川总督赵尔丰发布告示，限令复课、开市，不然派兵弹压。8月25日，清廷谕旨：“严行弹压，毋任再生事端！”9月1日，于宗潼率当地县令史久龙及别的的当地官员几十人联名致电清廷内阁，陈说“川民争路争约，志坚理足”，是爱国举动，应予维护，并着重“民意不可欺，路权不能卖！”9月7日上午，奋斗激化。总督赵尔丰指令派兵包围了四川铁路公司，以“图谋不轨”等罪名，将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罗伦等隐秘拘捕。

　　音讯传出后，数万民众怒发冲冠，激流般地涌向总督府，要求放人。总督府营务处督办田征癸指令战士向大众开枪，当场打死23人。这时，从五湖四海涌来的大众渐渐的变多，总督府慌了手脚，调来红衣大炮，预备炮轰示威大众。危殆时间，于宗潼挺身而出，扑向大炮，用胸膛挡住了炮口，并大哭曰：“愿与众俱碎！”在卑躬屈膝的于宗潼面前，总督赵尔丰无法撤炮，避免了一场大的集体件，维护了无辜大众的生命。朝廷得到四川总督奏报后，恼羞成怒，遂将于宗潼革官为民。

　　10月19日，武昌起义迸发。起义军敏捷扩展，形成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11月27日，四川亦宣布独立，起义军打跑了赵尔丰，推举蒲殿俊为四川总督，树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力请于宗潼出任总督，于宗潼峻拒不就，遂回来道署，拾掇行囊回乡。离川时，大众攀辕哭挽者护卫百里不停。

　　于宗潼的家园湘河村原名仙后村。他在任时，有一次回乡探亲，福山知县前往访问，依据这儿周围河水盘绕、山明水秀的地舆条件和人才济济的实在的状况，将村名改为湘河，涵义“有水才有鱼”，“大鱼”即指进士于宗潼。

　　湘河村三面环山，南有福山境内首要河流清洋河，西、北又有多条小河，村东800多亩粮田的“小平原”是乡民赖以生存的根底。但因粮田地形低洼，夏天降大雨后，猪山等西北方历来的山洪无法顺畅地排到清洋河而积存在这儿，形成粮田受涝而歉收。

　　于宗潼1912年头回来故乡后，决计管理水患，确保村东“小平原”粮食丰登丰盈。他踏遍湘河村及周边的山山水水，实地丈量，决定在村东的南北方向开挖一条长约2公里、宽约5-6米、深约2-3米的水渠，把西北方历来的山洪引导到清洋河里，以期有效地处理水患。一同，在水渠西岸修一条进出村落的路途，配套桥梁，既可处理老路弯弯曲曲的阻水问题，又可改进乡亲们的出行条件。他再接再励，挨门逐户造访和众乡亲商议，发动各户无偿交出挖水渠所占用的粮田，获益户上班开挖途径，他自己出大洋处理桥梁、路途等所需资金。这一建议得到了乡民的支持，我们自动献出途径需占用的粮田，活跃上班出力。于宗潼既是工程总指挥，又是设计师、出资者，还和乡亲们一道挥镐头、抡铁锨，干在工地上。最多时，工地上有几百号人。通过众乡亲两年多的辛勤努力，水渠工程和一公里的路途工程总算修成，一座石头拱券桥和两座石板桥建成。从此，村东800多亩粮田成为旱涝保丰盈的高产稳产田，乡民出行路途平整宽阔，极为便利。于宗潼还在2公里水渠堤坝上栽种了马莲草，不光筑牢了渠堤，并且每年春天马莲花怒放，水渠里流水潺潺，成为湘河村一大景象；马莲草收成后，还可拿来包粽子，绑缚鱼肉，织造耕具，增加收入，可谓一举多得。这项工程，成为谋福湘河村及周边村庄的百年工程，乡民们亲热地称它为“马莲沟”。

　　此外，于宗潼还出资改造了村西的路途，修筑了一座石板桥，将大山夼方历来的山水引导到清洋河里，处理了曩昔山水因受阻而吞没农田的问题。乡民们慨叹地说：“于大人为家园办的大好事，俺们永久记在心里。”

　　于宗潼从小学习中医，通晓《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专著，对内科疾病较为擅长，并有自己独特的见地。他以为“看病无死法，医术要灵敏”，即办法灵敏，看病作用好。经他诊治的病人中，常有症状类似但治法不同，终究都手到病除的案例。

　　于宗潼卸职回到家园后，意欲发挥自己的专长，出资开办一家药房，亲身坐堂诊病看病，为父老乡亲免除疾病之苦。由此，齐鲁大药房于1914年在人口密布的烟台街应运而生。于宗潼不只亲身坐堂为患者诊治，还延聘了两名脉手上乘的中医先生。他在多年调查和实践中发现，中药多味合包在一同，患者常有配错和吃错之忧。齐鲁大药房开业今后，于宗潼实施中药分味单包，内放药名和数量卡片，避免将药配错和用错，患病的人能定心用药。这一壮举，首开烟台街同行业先河，博得了患者的称誉。齐鲁大药房在运营的近20年中（于宗潼逝世前两年停办），被评为烟台“八台甫药房”之一（其时烟台共17家中药房），于宗潼被列为清末至民国烟台街名中医之首。在此期间（1920年前后），鉴于于宗潼的声誉和才能，他被推举为第三届烟台中商会会长，协办过广仁堂兴办小学事宜。

　　民国初年，建议新学，于宗潼受康、梁思维的影响，对家园中学教育事业的开展较为关怀，决意亲身出马，为培养后代操心极力。1927年，于宗潼与福山县教育局长孙凌云商定，建议兴办福山中学。他请富绅林瑞卿（福山芝阳村人，日本大阪华商“恒昌”总经理）、赖芳圃（福山东北关人，裕丰商号董事长）捐资2.4万元作为校园基金，校址设在县城原宾阳书院后院，于宗潼亲任校长，延聘了数名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任教师。这是福山县榜首所初级中学。校名虽为福山中学，但未在山东省教育厅存案，故属私立性质。福山中学前后招生两期，每期约50人，学制3年。课程为国文、数学、英文、前史、地舆、物理、化学、农学等。1929年，福山因产生军阀刘（珍年）、褚（玉璞）之战，校舍被戎行占用，校园被逼停办。战后第二年，于宗潼和孙凌云又用原福山中学基金，在城里估衣市街陈宅办起私立两水中学，聘任王子君任校长，于宗潼任声誉校长，招生一个班，共40余人。1931年，奉山东省教育厅令，改两水中学为福山县立初级中学。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而于宗潼在“无官”后却更忙了。1915年夏天，应山东文化名人杨味云、王鹿泉等邀约，于宗潼到济南，商略考订《山东通志》。本来，光绪十五年（1890年）山东巡抚张曜奏请通志局，修纂《山东通志》，延聘闻名学者孙葆田（同治年间进士，官至合肥知县）总纂。历时20年，1911年孙葆田病逝后，毛承霖承业完结初稿。1914年，前都察御史、历城人张英麟集资局面。他以为，《山东通志》初稿需终究校正补订方能出书，而能担任之人非福山人于宗潼莫属。所以他延聘于宗潼编缉，就原书加以校补定稿。于宗潼与徐庚生等人对原稿“伪者正之，复有遗失，撰补遗附传一卷”。修订后即交山东通志刊印局铅印出书，称民国《山东通志》。

　　福山自金朝天会九年（1131年）建县后，其县志至清中期三修，即明万历版、清康熙版和乾隆年版，后无续修。至清末民初，万历志年久无存，康熙志多残损无完本，乾隆志亦寥寥不过数部。光绪十六年（1891年），福山知县康鸿逵决意修志，公举王懿荣、于宗潼、牟朵珊、谢南川等4人总纂。但“四人皆宦京师，邑内亦未正式局面，仅有提调采访诸人，又绌于经费，诸人皆自杀责任，不支薪，无专责，故前后邮递京师者殊属无几。”“幸常识广博的王懿荣成举二卷，又由于国殉难，而书稿多有散佚。”

　　1920年，王陵基任福山县知事后，特邀请于宗潼任总纂，续修《福山县志》。于宗潼与孙虞臣、于宗洵等习知邑中掌故的人，在王懿荣二卷残存遗稿的根底上，多访民间遗老，踏遍邑内山水，极力网罗现实，然后伏案编撰，战胜重重困难，历时4年，于1924年写成初稿，后重复考订定稿纂辑，于1931年印刷成书。于宗潼谦逊地称“不完不备之处仍不能免”，故定名《福山县志稿》，可称为传世的名贵财富。

　　过度的劳累，使于宗潼于1934年8月3日病逝，享年75岁。他在世时的诗文妙笔，议经史补谈论，为家园父老和子孙后代留下了名贵的精神财富——《浣薇书屋遗稿》（于宗潼生前书房名称为“浣薇书屋”）14卷以及家藏书木本《二十四史》（存烟台博物馆）。